《宋史》和《金史》都是元朝人编的，都是官修正史，但是其中关于公元1140年前后的宋金战争过程的记载，两书确实有些差异。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元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著书。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说明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要了解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兵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内容。
而在南宋初建之时，赵构朝廷被撵得到处跑，关于南宋前期的不少战事,当时的史官很难会有翔实的记载。更不幸的是，后来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文献档案，对许多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不遗余力地删削隐毁, 甚至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以致于在秦桧死后，后世史官不得不东拼西凑地来填补关于缺失史实的记录。这些都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增加不少困难。
宋代的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之后，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宋史》是元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官修正史，其主要依据正是宋代有关本朝的官修史书，《宋史》便是元代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而成。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元朝所编《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宋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的。《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根据《宋史》，在 1140年，兀术破坏和议，率兵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打败。接着，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然而《金史》却避而不提金国军队吃了败仗，只说 “（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短短几句话就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关于公元1140年的那场宋金全面战争，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一节中考证如下：
“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地，《金史》本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金史 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金史 阿鲁补传》谓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中所说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岳飞传》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宋史》修撰的时间相当仓促，后世史家曾批评它篇帙庞大、内容繁芜，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等方面相当粗糙，史实有疏漏。而当代的某些人则只提《宋史》的某些记载有误，然而殊不知,《金史》记事更是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地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国将领的战绩。
《金史》虽然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其实有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等。例如《金史》关于宗弼收复河南地的日期有误，并且略去与宋朝发生的一些重要战役。宋人记岳飞与宗弼的战争，颇多不见于《金史》，如《金史》省略了宗弼侵略江南，在广德境内与岳飞六战，皆被岳飞击败等战事。《金史》不提蒙古对金国的威胁，也不提刘豫的伪齐政权，而关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前后发生的诸多战役的记载，更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
《金史》卷七七《宗弼传》：“遂命元帅府复河南疆土，诏中外。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而《金史》卷七九《孔彦舟传》：“从宗弼取河南，克郑州”，《金史》在孔彦舟的传记中却又绝口不裁孔彦舟“下汴”之事。
须知当时的东京汴梁绝对不是普通州郡，而是北宋故都，又是当时的特大城市，政治和军事地位甚为重要。若孔彦舟能攻陷东京汴梁，则无疑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功，正史在其个人传记断然不会遗漏此等大功，如果不是《金史宗弼传》作伪，那又要作何解释呢？
此外《金史》卷七七《宗弼传》中说：“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 《金史》卷八一《王伯龙传》却又说：“从元帅府复收河南，权武定军节度使、兼本路都统。宋兵据许州，伯龙击走之，招复其人民。”前面《宗弼传》刚刚说过宗弼遣王伯龙去取陈州，《王伯龙传》的列传居然又说是取许州。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地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 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在公元1140年发生的那场宋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金史》避而不提金国军队统帅完颜宗弼(即广为人知的金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将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细的记述描写。
《金史 宗弼传》写到1140年的宋金战事时，只说：“宗弼（兀术）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时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劳问宗弼以下将士，凡有功军士三千，并加忠勇校尉。”
所谓的天眷三年，即公元1140年，也即南宋绍兴十年，也就是在这年，岳飞在郾城颍昌府两场激战中大败宗弼，后因宋高宗从中作梗，岳飞被迫停止北伐。很显然，《宋史》和《金史》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载，是不一致的，那我们相信谁好呢？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金史 宗弼传》中的这段文字，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一、既然说“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那么，宗弼（兀术）要收复河南，肯定是要和岳飞和韩世忠正面交锋，要大败两者，夺去州郡要害，才能夺取河南全境。而岳飞和韩世忠都是当世名将，之前宗弼和韩世忠的交锋，《金史宗弼传》 里面写得淋漓尽致，唯恐不祥，而这次“收复河南”的交锋，更应该大书特书，看宗弼元帅如何大显神通，大败宋朝两大名将。可是，这个精彩的时刻，堂堂《金史 宗弼传》居然草草了事地敷衍几句，只是简单交待了“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实在让想看宗弼元帅“如何大显神通”的人失望呀！
二，宗弼（兀术）元帅出征，手下应该名将如云吧？像当年的宗翰（粘罕），宗望（斡离不），手下就有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名将，这些宿将，完颜活女曾败种师中、拔离速败姚古、阇母、娄室等平陕西，无一不是功绩赫赫；如今呢，却是孔彦舟、王伯龙、李成之流。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身份，《宋史》上记载的很清楚，不过呢，还是先从《金史》的角度上说吧：
《金史 李成》传中记载：“李成，字伯友，雄州归信人。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试弓手，挽强异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众为盗，钞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归齐，累除知开德府，从大军伐宋。”
《金史 孔彦舟》传中记载“孔彦舟字巨济，相州林虑人。亡赖，不事生产，避罪之汴，占籍军中。坐事系狱，说守者解其缚，乘夜逾城遁去。已而杀人，亡命为盗。宋靖康初，应募，累官京东西路兵马钤辖。闻大军将至山东，遂率所部，劫杀居民，烧庐舍，掠财物，渡河南去。宋人复招之，以为沿江招捉使。彦舟暴横，不奉约束，宋人将以兵执之，彦舟走之齐，从刘麟伐宋，为行军都统，改行营左总管。”
很显然，孔彦舟和李成两人，本来都是乱世的流寇匪徒，在乱世中被宋朝各路官军打得大败，只好逃到金国，投靠金人，成为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他们的战斗力和名声之差，由此可见。然而堂堂的大金国现在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堂堂的分路大将军，实在让人称奇啊！
三，“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嗯，这话好生熟悉，这和《水浒传》中的“天子听罢，便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服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京奏道： ‘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这些话，好相似啊！
其实，从上面三点，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宗弼（兀术）应该在河南吃了败仗，否则《金史》作者不用如此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只字不提宗弼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却片面地强调岳飞和韩世忠守州郡要害，却又不敢详细说明宗弼如何“大破两人”，从而“收复河南”。
因为毕竟完颜宗弼（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之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但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就是宗弼吃了败仗，手下人马死伤惨重，怎么办？是修《金史》之人就编出一个岳飞和韩世忠守州郡要害，这样他们就可以解释了，岳韩毕竟是名将，从他们手里夺取河南，是多么不容易啊，人马死伤多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么。
当时岳飞和韩世忠真在河南么？当然不是。大家必须相信赵构和秦桧之流对“和平”的诚意。赵构和秦桧派人去接受河南陕西两处地方，已经是小心翼翼之极，唯恐激怒金人，怕金人反悔不干了，他们怎么敢立即派大军去进驻河南？
绍兴九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所收复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也没有任何战备设施。（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高宗纪》）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再说，以赵构和秦桧等偷安投降派一向疏于国防的做法，宗泽在世，死守东京，赵构尚且不派兵进驻河南州郡要害，何况是宋金刚刚签订和平条约——“绍兴和议”，一向畏惧金人，一心只想和金国媾和的赵构和秦桧等人怎么敢主动派岳飞和韩世忠等抗金大将去进驻河南呢？
相反，当时的岳飞的确想借祗谒陵寝之机率军进驻河南，但是赵构不准，赵构还为此特地下了诏给岳飞说：“敕，具悉。朕以伊瀍顷隔于照临，陵寝久稽于汛扫，逮兹恢复之日，亟修谒欵之仪。卿概然陈情，请为朕往。虽王事固先于尽瘁，然将阃不可以久虚。殆难辍于抚绥，徒有怀于忠荩。寝寐于是，嘉叹不忘。已降指挥，止差将官一两员，部押壕寨人匠、军马共一千人，随士褭、张焘前去，卿不须亲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主和派完颜昌（挞懒）等人被诛杀，主战的完颜宗弼(即金兀术)成为唯一的金国军队总指挥。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 “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从上面的诏书以及对 1140年前后重要事件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宋高宗赵构根本就不敢派大军去进驻河南，连祗谒宋朝历代皇帝的陵寝也只派一千军马，而任命的东京留守却迟迟未能动身去东京。所以难怪宗弼大兵一出，宋朝河南陕西各州立失，——因为宋朝根本就没有派什么大军去驻守河南。而《金史宗弼传》的弄虚作假，故意轻描淡写地为完颜宗弼避讳的真相也就昭然于天下了。
《金史 宗弼传》中所谓的“时暑，宗弼还军于汴”更是一个明显的讳败之处。不错，金兵对宋的大部分攻势，都是集中在十月之后，怕暑似乎说得过去，但是金兵不是有 “有四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么？坚忍的金兵，居然连夏天都忍受不了么？那么在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前后的酷暑期间，金兵是如何攻下承州和楚州的？须知楚州是九月才被攻破的，而之前楚州已经被围百日了，也就是说，金兵是在最酷热的六月开始攻打楚州的。假如金兵真的怕暑热，那他们的战斗力也必然很有限。很显然，《金史》中关于1140年前后宋金战事的记载避重就轻、自相矛盾，怎么能让世人信服呢？
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分析的：《金史》列传所载经常自相矛盾，不仅这几传之间相互矛盾，它们与宗弼传所载更是大相径庭。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却多是伪造虚构出来的，往往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
例如，《金史》卷六六《宗秀传》：“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金史》的这段记载其实是误以张俊军为岳飞军。须知宿州与亳州当时是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而在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其他史料记载中，更找不到任何有关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对阵，又何来“击败”之说？《金史宗秀传》的这段记载其实是张冠李戴，显然有误。
事实上，岳飞当时并没有驻军于亳、宿之间，《宗秀传》的记事显然是把当时北伐的宋军都视为岳家军。《金史》《宗秀传》所提到的在毫州、宿州一带被金国将领宗秀等人“击败”的宋军其实根本就不是岳飞所部。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所部，还有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国军队，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却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写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绍兴十年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绍兴十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俊以大军至城父。是时王德已下宿州即引兵趋亳与俊会于城父，于是琼谓三路都统曰：夜叉来矣。其锋未易当请避之遂率众遁去俊军至城下百姓父老具香花迎军入城初喜见国家军马出酒食饷军德功居最迁兴甯军承宣命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见屡败不战之功果毅敢前如践无人之境德甚慰悦。张俊退军 张俊军马在亳州一夜星斗晃耀夜半後俄有纤云：倏忽满空遂大雨雾霈甲士皆坐于水中彻旦退军留宋起积压亳州留兵千人与之百姓失望”
原文标点不清，但从中可以看出，是张俊所部攻占宿州、亳州之后主动退兵，致使“百姓失望”。哪里有金国将领宗秀等人“击败”宋军的伟绩？当时毫州、宿州一带的老百姓还骂了张俊一顿，金国将领居然把这当作功劳来自吹自擂！“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在报捷问题上，金国军队以及南宋的某些军队和近世的国军相比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仗都没有打，去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就称得上大捷了！啧啧！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张俊传》记载：“（绍兴）九年冬，金复渝盟，再破河南，图顺昌府，命（张）俊策应刘锜。俊督军渡江，金人引退。继而金人三路都统自东、南两京分道来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诸军击之，尽复卫真、鹿邑等地，师还。（绍兴）十年，郦琼在亳州，俊以大军至城父，都统制王德下符离，乘胜趋亳与俊合。俊引军入城，金人弃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复亳州，留统制宋超守之。俊引军还寿春，进少师，封济国公。” (注:郦琼原本是宋将，此时早已叛国投敌)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王德传》记载更为详细：“（绍兴）十年，解颍昌围，(张)俊檄(王)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寿春驰至蕲县，与敌游骑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骑引去。因潜师宿州，夜半，薄贼营。敌将高统军诘朝压汴而陈，伪守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阴水邀战。德策马先济，步骑从之。遥谓贼曰：“吾与金人大小百战，虽名王贵酋，莫不糜碎，尔何为者。”贼遂投兵降。马秦、耶律温驰入，闭门城守。德至，呼秦谕以逆顺，乃自缒而下。德叱其子顺先登，秦率温降，遣诣行在。德乘胜趋亳州，俊会于城父。时叛将郦琼屯亳，闻德至，谓三路都统制曰：“夜叉未易当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请乘破竹之势，进取东都。”俊难之，乃班师。”
在绍兴十年，宋将杨沂中曾经率军在宿州一带抗击金兵，结果中了金人的埋伏，大败而逃。《金史 宗秀传》中所载的金国将领宗秀在毫州、宿州之间击败的宋军记录也可能是源于杨沂中所部在宿州一带兵败之事，但是宗秀(也可能是《金史》作者)却把对手张冠李戴地改成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岳飞军。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杨存中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杨存中，本名杨沂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军退屯于泗。金人诡令来告敌骑数百屯柳子镇。存中欲即击之，或以为不可，存中不听。留王滋、萧保以千骑守宿，自将五百骑夜袭柳子镇，黎明，不见敌而还。金人以精兵伏归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溃。参议官曹勋不知存中存亡，以闻，朝廷震恐，于是有权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寿春渡淮归泗，人心始安。冬，引兵还行在。”
《金史》卷六八《阿鲁补传》：“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根本就没能夺取。
事实上，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即今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又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而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这些在前面都有详细的阐述。
还有，当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宋将刘光世所部几乎没有与金兵打过什么仗，更没有“袭取许、颖、陈”，《金史》作者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注：《金史》所称的归德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称之为归德府）
须知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即金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兵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宗弼传》中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如果在金兵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的正史传记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这等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
显然，兀术顺昌败后之军事部署，大致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金史》的这段描述中，“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显然，就当时形势而已，阿鲁补并不认同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集中兵力以进行主力决战的行为，而是要对付来犯者。来犯者，其实正是刚刚夺取宿毫两州张俊和王德军，而决非岳飞军。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张俊、王德所部主动撤退，阿鲁补复取亳、宿等州，然后，阿鲁补他居然因此事而被《金史》称赞为“河南平，阿鲁补功最”！金国将领阿鲁补违反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计划，不去东京汴梁会师，却去接收宋军主动让出的亳州、宿州等几座城池，居然是“功最”，功劳最大！试问《金史》如此评价阿鲁补，欲置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何地？
故根据《金史 阿鲁补传》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间接推知当时真正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战绩可以拿出来炫耀，否则《金史》作者就不会说什么“河南平，阿鲁补功最”了！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不经推理就断章取义地说什么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中还有更荒唐的记载：“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明年夏，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勒兵袭之，至清口，飞众泛舟逆水而去。时霖雨昼夜不止，昂乃附水屯营。夜将半，忽促众北行。诸将谏曰‘军士远涉泥淖，饥惫未食，恐难遽行。’昂怒不应，鸣鼓督之，下令曰：‘鼓声绝而敢后者斩。’遂弃营去，几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来劫营，无所得而去。诸将入贺，且问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溯流而上者，诱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陆行劳。士卒饥乏，弓矢败弱，我军居其下流，势不便利，其袭我必矣。’众皆称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余，守将惧，遣人求救。昂曰：‘为我语守将，我尝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堑深丈余，可速实之。’守将如其教，填之。岳飞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备，遂止。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
与前面所提到的《金史》那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相比，《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中的这段记述显然更是荒诞不经！
根据《金史 完颜昂传》，完颜昂本名完颜奔睹。天眷是金熙宗的年号，所谓的天眷元年即公元1138年。
根据《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上面记述的战事发生在金国天眷二年夏天，天眷二年即公元1139年，也即南宋绍兴九年。然而事实上，在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 年)，宋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正式达成，这一年年底之前，宋金双方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
根据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一书《宋金二史传闻之误》一节的考证，《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之事其实有误。赵翼一语中的地指出“按是年（指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指金国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岳飞)在京西，复蔡、颖、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金史》所说的那个东平府(即郓州），在今山东境内，府治即今山东东平县，离黄河和泰山都很近。南宋假如要取山东，定然是要出动驻扎在离山东不远的楚州的韩世忠所部，或者是调集附近的张俊所部，而不可能去调动驻地远离山东的岳飞所部。须知东平在山东境内，韩世忠所部离山东不远，韩世忠还曾暗中联合山东豪杰以抗金。《宋史 韩世忠传》记载：“初，世忠移屯山阳(也即楚州，在今江苏淮安)遣间结山东豪杰，约以缓急为应，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多愿奉约束者。”
绍兴九年(公元 1139年,也即金国天眷二年), 岳飞所部因为受宋高宗和秦桧等人主和的羁绊而被强令在长江沿岸的原驻地鄂州一带(今湖北境内)驻守，这一年中，岳飞的主力部队一直驻扎在长江沿岸的鄂州，未曾北上。而在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这一年中,岳家军根本就没有和金国军队打过仗。事实上，从山东境内黄河附近的东平府到岳家军在长江沿岸的驻地有将近两千里的路途，这中间还隔着张俊等其他宋将的防区，东平府其实远离岳家军的驻地，根本就不在岳家军的攻击范围。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距离岳飞所部的驻地以及后来北伐的主战场更远。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的攻击范围。即使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率军北伐时也只是在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主要在今河南境内）与金国军队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以来则从来都没有与金国军队在山东境内打仗，更不曾踏入东平一步，也未曾去过邳州，根本就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与金兵作战。
《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说法更离谱得过分。《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的说法同样既离谱又荒唐。岳家军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左右，绍兴十年北伐时还是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的众多要地。即便如郾城之战这样的大会战，在与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以及近十万后续部队决战时，岳飞所能动用的岳家军兵力也不过是一万几千人而已，并且在这种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式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击败金国军队的主力。东平远在东京汴梁的东北方，只是一般城池，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有一千多里路途。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东平和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其他宋将所部的攻击范围，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更远。相比宋朝故都东京汴梁（今开封）而言，东平和邳州不仅离中原主战场更远，而且在当时的战略地位较为低下。在东京汴梁还没有被收复，金国的主力军队还没有被完全逐出中原之前，岳家军怎么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人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线去接连袭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彼此相距甚远且战略地位低下的城池？而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名将岳飞又怎会做出如此低级荒唐的决定？
在公元1140年的宋金战事中，韩世忠所部以及张俊所部曾经在离东平和邳州不远的地方与金兵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成军以来，却从未曾去过东平和邳州，也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附近与金兵作战。即使岳家军要攻东平和邳州，也必然是在收复东京汴梁，将金兵尽数逐出中原腹地之后，才有可能调遣部分兵力去攻此远离中原主战场的两座小城。反过来说，假如东平之战属实，那么当时河南一带，必然已经完全被岳家军收复了，而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岳飞显然不可能也不会调集十万大军去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战略地位不高的城池东平和邳州。岳家军根本不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国主力军队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区和战场，跑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和金国在那里的非主力军队作战，更不可能被金国的非主力军队和一个爱自吹却其名不扬的金国将领击败。
还有，根据《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那位“岳飞”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将领，而其指挥十万大军却到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战术更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名将之所为。“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那支“岳家军”战斗力如此之低下、表现如此之差劲，根本就不像一支正规军，更谈不上什么能征善战。这些显然与后世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以及岳飞“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的记载不符。这位完颜昂(奔睹）先生大概是把当地反抗金国统治的一些农民起义军当作岳家军，在镇压之后，夸夸其谈、自吹自擂，此等谎言，明眼人一看就知。当然，也可能是攻东平的一些农民起义军知道岳家军的声威，所以打着“岳”字旗号来吓唬金兵，结果却没有从完颜昂先生那里占到便宜。
事实上，宋金议和之后，华北地区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很多忠义民兵，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九年，“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而在宋史先驱邓广铭所著的《岳飞传》中对《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东平和邳州一带的战事有着客观详细的描述：“岳飞在最近几年之内，一直就在把“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实际运用着。而在岳家军与河北忠义民兵的联系工作方面，最活跃也最起作用的几个人物，则是李宝、梁兴、孟邦杰等。李宝是山东乘氏县（今山东荷泽县）人，在少年时候就好抱打不平、见义勇为，因而被乡人称为泼李三。金军占领了山东地区之后，李宝聚集了三千名壮丁，要去杀害金朝委派的濮州知州，所谋未能成功，他遂脱身南下。
绍兴七年李宝在南宋行朝与岳飞相见，表示愿意加入岳飞的部队当中，嗣即随从岳飞同回鄂州。岳飞把李宝编入骑兵当中充当一个小头目，李宝却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视。李宝在暗中计议仍要潜回山东，去发动那里的忠义民兵，起而反抗金的统治。李宝在岳家军中联络了四十余人，要一同渡江北逃。刚商定出发日期，不料就被岳飞察觉，要把他们一齐禁锢起来。李宝出而自首，并说明了他要去敌占区立功报国的意图。这不但得到岳飞的谅解，而且深为岳飞所赞赏。岳飞授予李宝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李宝和他所联络过的部分人员，一同返回山东。这班人返回山东之后，又分头联系了八九百当地的忠义民兵，作为在敌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骨干，再分别到各地去串联所有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人民。正是由于李宝等大批人员的策动，在绍兴九年（1139年）内，虽然是在宋、金“和议”订立之初，而在新旧黄河之间的山东地区，特别是从郓州到徐州这一带地方，涌现出大量的不愿做金国顺民的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南侵金军以打击。郓州（即《金史》所说的东平府）地处梁山泊旁，是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金朝在天眷元年（ 1138 ）委派完颜奔睹为东平府尹，去镇守这一区域。到第二年夏，有一支打着岳家军旗帜的忠义农民军，约计可达十来万人，前来攻打东平府城。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手下的金军人马不过五千上下，仓促出战，惊慌异常。因为正是桑拓方茂季节，金军便在树林内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完颜奔睹本人则率领精兵出而应战。双方众寡之势虽极悬殊，然而这支号称岳家军的农民军却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曾作过战，指挥调度也全很紊乱。在相持几天之后，“岳家军”既未能把府城攻下，也未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便又全军转移，去围攻邳州（今江苏邳州）城了。忠义农民军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邳州城内西南角有一道深沟。当包围了邳州城后，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忠义民兵即着手在城外挖掘地道，使与城内深沟相通，以便从这一渠道攻入城中。驻守邳州的金军只有一千多人，他们也料想到攻城民兵可能要穴地而入，便急忙把城西南角的深沟填平，并急忙派人到东平府去请求救兵。在地道迟迟挖不通，东平府的金兵又已开到之后，这支攻城的忠义农民军就从邳州撤退，而且大部分又都转回到各自的本乡本业去了。
看看真相吧！原来完颜昂先生把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事迹吹嘘成大功一件，并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地把被他血腥镇压的农民起义军当作岳飞的军队来向上报功，进而在《金史》中留下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大笑话。《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中的“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的记载显然是个荒诞不经的大笑话！而《金史》作者张冠李戴、一错再错的描述更是荒诞不经，看不到任何严谨的治史作风！
《金史》的这段漏洞百出的记载，显然是完颜昂先生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结果，只要稍加考证推究，即可戳穿。但是某些其实对史实一知半解的所谓的“知名学者”居然不加考证地借这些荒唐的记载来贬低岳飞和岳家军，这实在是孤陋寡闻、无知无耻。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和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和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些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
但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宋朝沦陷区内的农民起义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把对手说成是岳飞，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 进而以邀功请赏。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金史》虽然文笔老练，但是张冠李戴、避重就轻、错漏百出的记述却又暴露了《金史》刻意隐瞒金兵败绩、片面夸大金将战绩的失实和作假。《金史》中关于金国将领的这些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记述，与金人中流传的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以及《金史》所载金国皇帝诏书所承认的“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等事实相互照应，显示出岳飞在敌人心目中也很有份量。
根据对《金史》以上种种自相矛盾的记载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一点，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定然吃了大亏，否则《金史》的相关记述断不会如此欲盖弥彰，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而某些无知浅薄之徒缺少严谨态度和判断力，一味地盲从, 不加考证就轻信《金史》的某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不实记载，以致受到愚弄。
附件一：
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女真奴隶主贵族集团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国女真兵血与火的洗劫，史书记载女真人入侵中原以后，“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一些地方几百里不见人烟，只能闻到尸臭味。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当时的建康城（即今南京）有17万人被女真人屠杀。在岳飞收复建康以后，当地人收尸，大概有近5000件全尸，剩下的基本是残肢断体，可见金国女真兵对汉人的屠杀很残酷。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 “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和炮灰，“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在完颜阿骨打（旻）起兵抗辽之初，女真社会很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阶级：一是奴隶，即“奴婢、部曲'；二是平民，即“庶人”；三是奴隶主贵族，即“有官者”。金朝灭辽破宋、进据中原后，他们落后的奴隶制经济规律并没有自行消灭，而是依然在广大的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地区起着反动和例退的作用。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当时汉族早已建了比较先进的封建制，而女真人则要将社会倒退到奴隶制，把汉人当奴隶，金国统治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公开的奴隶市场，这些都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落后和倒退。当时有很多汉人被金军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当时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女真人跟西夏做交易，十个汉人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平民百姓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朝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朝的正式户名。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进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初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族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贵族集团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岳飞要做的是“驱除胡虏、救民于水火、恢复旧山河”，岳飞所捍卫的，是当时国家领土的完整以及华夏民族的生存权和民族尊严，岳飞所维护的，则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
而宋高宗赵构苟且偷安、贪图安逸享乐，为了一己私利，伙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不惜一再对金国侵略者妥协退让、屈膝求和，置南宋国家主权和华夏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割地纳贡、俯首称臣、容忍国家的分裂，任用奸佞、残害忠良，把社稷苍生的福祉抛在一边，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一己私利，只图能安逸地偷安享乐。这些祸国殃民、丧权辱国的倒行逆施难道不是“卖国”吗？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再次发起南侵战争，在岳家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接连获胜、捷报频传的情况下，宋高宗赵构不但不思收复失地、解救华北沦陷区的民众，还仍然一心想着和金人议和，强令各路宋军从河南、淮北等地撤回，把宋军将士浴血奋战取得的战果当作和敌国外族议和的资本，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割地、纳贡、称臣等屈辱条件向金人乞降求和，收岳飞、韩世忠等三大将兵权，并继而放纵秦桧等奸佞之徒制造冤狱、杀害岳飞，做出种种亲痛仇快、丧权辱国的败举。
看看在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之后，宋高宗赵构派人向金国皇帝敬献的议和表文：“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再看看金国皇帝册封南宋皇帝赵构的议和诏书“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籓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看看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这几首诗：
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陆游（宋）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陆游（宋）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附注:南宋绍熙三年(1192)冬,陆游作此诗于山阴。范至能，即范成大。《揽辔录》，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三月，范成大以特使身份出使金国，要求金把历代皇陵归还南宋，交涉无效，八月还朝。他把出使途中所写的日记，取名叫《揽辔录》。书中记载他过相州(今河南安阳)时，遗民常向宋使痛哭、跪拜，倾吐他们的爱国情怀。
陆游由此百感交集，写了这首诗。诗中揭露了南宋统治集团残酷迫害抗金将领的事实，肯定了中原父老的爱国热忱。此诗大意是指,在南宋初年，以奸相秦桧为首的卖国求荣派当权，抗战派宗泽和岳飞等被排挤和受到迫害，沦陷区的父老虽不知这些可怕的事，但他们看到宋朝使者，也忍不住流泪。)
再看看南宋学者徐集孙的这首诗：
岳鄂王墓 徐集孙（宋）
百战收功指顾间，岳家军令重如山。
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
往事不成空浩叹，黄鹂无绪自间关。
金戈铁马纵横地，古庙犹存落照间。
身在华北沦陷区的宋朝百姓,因为南宋当权者同金国女真贵族订立丧权辱国绍兴合约而遭遗弃，北方的大好河山成为敌国异族作威作福的领地，国家由此分裂一两百年！这难道不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的罪过？
附件二：
《宋史》作者在《岳飞传》的结尾评论说：“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
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再看看《宋史》作者在《高宗本纪》结尾对岳飞和宋高宗的评论： “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指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以下摘录《金史》及女真人对岳飞的评价：
金国女真贵族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在密信中言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南宋使节马上于同年正月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的京城临安（今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岳飞)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而在岳飞遇害多年之后，金人对于这个最可畏的敌手，仍心存余悸。篡夺金熙宗皇位的金国海陵王完颜迪古乃(汉名完颜亮)，曾经亲身经历绍兴十年的恶战，领教过岳家军的威力。
岳飞身后二十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唉，就是这样一个连敌人都深为敬佩、扼腕叹息的一代名将，竟然总是遭到一些卑鄙小人处心积虑的诬蔑诋毁。
悲夫！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岳飞没有“良臣择主而适”，没有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世事艰险，却奋不顾身, 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尽忠报国、至死不渝，——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但是有这么一些人，意欲欺世盗名、哗众取宠，故意断章取义地拼凑一些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罪名”，来歪曲历史，肆意曲解史书的某些记述，甚至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不择手段地来诋毁贬低英烈。这些歪曲史实、混淆是非、欺蒙公众的卑劣阴险行径，何其可恶可恨！多么令人心寒！
有人为了祖国免遭侵略，人民免遭屠戮而浴血奋战，有人却热衷于泼脏水，哗众取宠、蛊惑人心。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类亲者痛、仇者快的言论可以休矣，当然本来就是仇者的不在此列。楼主落泪，与古人读出师表而泣实为异曲同工！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宋史》的编者以南宋遗民为主，《金史》的编撰者则以金国遗民为主，但是辽、金、宋三史的审核权及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蒙古史官手中。而《宋史》便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金史》则基本来源于原金朝史官所撰写的金国的国史、实录、日历。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说明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要了解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事实上，《宋史》总体上保留了宋朝史官的记载，《金史》也基本保留了金国史官的记述，但是只要其所载不直接牵涉到元朝蒙古人，则包括丞相脱脱在内的蒙元史官是不会干涉的，而元朝史官更多的则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上来评判宋金两国之间的纷争。
在对待宋金两国以及《宋史》、《金史》中与宋金战事相关的描述上，元朝史官的态度是中立的，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而且在保留宋朝史官记载和金国史官记述的同时，在人物传记的结尾加入了作为局外人的元朝史官的客观评判。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元朝人所编撰的官修正史，关于宋金战事的某些记载，《宋史》和《金史》却存在一些差异。
另外，针对某些居心叵测之徒在其他地方屡次发表的一面之词：“岳飞是抗金的民族英雄！元朝也是抗金且灭金的，利益根本一致，肯定褒扬”，
在这里用事实来给予丑类以回击：
难道南宋与蒙古人没有亡国之仇？难道南宋的主战派以及在主战派领导下长期抵抗蒙古的南宋军民不是蒙古人的敌人？
难道南宋的主和派（如贾似道之流）的误国偷安政策没有在客观上为蒙古人灭宋提供方便？
须知蒙古人灭了南宋之后，就把原来南宋辖区内的民众划为第四等人，而原金国辖区的民众仅被列为第三等人！还有在蒙元立国之初，被蒙古人任命为 “江南释教总摄”的西域番僧还掘了南宋的皇陵并用南宋皇帝的头颅做成酒器，蒙古兵还曾经血洗南宋的不少城市，至于蒙古铁骑所劫掠的财富和屠杀的南宋民众则更是不计其数。
不论对于金国女真人的劫掠，还是对于蒙古人的入侵，南宋的主战派历来都是坚决反抗的。须知在抗击外侮、反抗民族压迫的问题上，南宋主战派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而蒙元对南宋主战派所领导的反抗斗争的镇压也是很残酷的，而其对原南宋辖区内人民的压迫也丝毫不亚于对原金国辖区内人民的压迫。
但是某些居心叵测之徒只是片面地强调元朝也是抗金且灭金的，却避而不提南宋与蒙古也有亡国之仇以及南宋的主战派长期与蒙古为敌等事实。然后他们就继续想当然地胡说什么“元朝也是抗金且灭金的，（故与南宋根本）利益根本一致”，接着他们就得出“元朝史官当然要（在《宋史》中）抬高南宋主战派、贬低主和派”的谬论！
还有，既然像某些丑类所认为的“元朝也是抗金且灭金的，（故与南宋根本）利益根本一致，他们当然要（在《宋史》中）抬高南宋主战派、贬低主和派”，那么为什么在《金史》之中却不乏美化金国统治者、为尊者讳、歌功颂德之处，也不乏为金国军队讳败扬胜之处，——须知《金史》与《宋史》一样都是由元朝史官编写的正史，并且都经过元朝丞相脱脱（蒙古人）等人主持修订。
蒙古人如果因为曾经和金国为敌而要在由蒙元史官编写的《宋史》中抬高与金国为敌的南宋主战派、贬低卖国求荣的南宋主和派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在同样由蒙元史官所编写的《金史》中刻意美化金国将领，夸大金将的战功，为金国统治者歌功颂德，甚至描述宋金战事时为了给金国军队讳败扬胜而避重就轻以致失实呢？
很显然，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是在故弄玄虚，是在睁眼说瞎话，忽悠别人！
八百多年以来，岳飞之所以为后世景仰、敬重，
——这不仅因为岳飞为保卫家国而立下了卓著战功，
不仅因为岳飞是一位“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杰出军事家和执德布义的“忠孝完人”，
也不仅因为岳飞的高风亮节，岳飞具有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廉洁奉公、不纵声色、爱民如子、秋毫无犯等高尚品行，
更是因为岳飞不畏艰险誓死反击外侮、坚决反抗侵略奴役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岳飞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还有岳飞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可贵品行，和岳飞坚贞不屈、誓死抗争、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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